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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奥麦罗斯》对西方经典的融合,是沃尔科特的生命力所在

2020-05-23 03:50:45 来源: 点击: 文字:(,,)

沃尔科特(右一)与马克·斯特兰德、布罗茨基、扎加耶夫斯基(左起)。

沃尔科特水彩画。

1990年,沃尔科特出书了“现代史诗”《奥麦罗斯》,199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。这部8000多行的长诗是沃尔科特最具野心的作品,是他对加勒比海地域殖民历史与庞大现实的深切洞察,也是他借鉴西方经典文学传统(《荷马史诗》《尤利西斯》等),缔造自己文学园地的最有力的展现。

从语调中可以听到大海的轰响

新京报:加勒比海岛的自然风物在沃尔科特的诗歌中占有重要分量,它有时是沃尔科特诗歌的主题,有时是天然配景。加勒比的自然(棕榈树、阳光、海浪等)对沃尔科特的写作发生了怎样的影响?或者说,赋予了沃尔科特诗歌哪些奇特的特点?

杨铁军:在《奥麦罗斯》中,自然风物并不是自在的,换句话说,沃尔科特并没有把自然风物当做从其开始,从其竣事的目的自己。自然风物,尤其是加勒比海,可以说是《奥麦罗斯》的大配景。圣卢西亚是一个小海岛,身处其中,无时无刻都能感受到大海的强大影响。以圣卢西亚岛这个地域为重心的《奥麦罗斯》自然也给人这种印象。甚至有说法称能从沃尔科特的语调中可以听到大海的轰响。

但要说自然风物是《奥麦罗斯》的配景,其实也还不够,因为它不仅仅是配景,也不是一个静态的观照工具,把它当做全书的主角也不为过。所有的人物都以差别方式和加勒比海的风浪、气候、阳光打交道。书中的几个主角都是靠它讨生活的渔民,自然风物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观照工具,不是一张度假胜地的明信片,而是与之屠杀、也享受其呵护、与之共舞的人生大剧场上的对手和朋侪。它带来痛苦、带来欢喜、带来生命,也带来死亡。所有的事情都深深烙上了大海的印记。加勒比海包罗了沃尔科特最深刻的履历、最沉痛的反思、最铭肌镂骨的影象。加勒比海是沃尔科特的生命所在,也是他的作品的全部。所以,自然风物这个词在沃尔科特的词典里同时是亚当和夏娃、天堂和地狱,一直引申下去,直到上帝。

新京报:沃尔科特有一段创作的所谓模拟期,好比仿迪兰·托马斯,为的是“冲出海岛的社会、种族和思想的局限”,走向国际。你如何看待沃尔科特“把自己海岛上的素材放进更早以前的外国作品”(奈保尔语)这一创作途径?这在《奥麦罗斯》中,似乎正体现为对“荷马史诗”《神曲》《尤利西斯》等欧洲经典的差别方式的借用。

杨铁军:许多作家都有一个从叛逆到回归的生长历程,包罗我们中国作家。沃尔科特的位置比力特殊。因为他是黑白混血,而且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有着庞大的体验和艰难的挣扎。冲出海岛的局限之后,他又返回,和自己的出生地告竣息争,直至更深入地扎根其中。在生命的后半段,沃尔科特每年都往来于加勒比海和美国之间,从来没有长离故土,也没有远离所谓的文化中心。是两种履历的深度到场者。

西欧作家的叛逆往往是宗教性的,历尽艰辛,最后告竣某种息争。从“五四”以来,我们中国作家的叛逆似乎一般是针对家乡,年轻的时候想离得越远越好,这是一种大时代语境下的运气,是一种现代性的话语实践,因为文化现场都在远离家乡的大都会。但最后,中国作家,如果幸运的话,一般都市反思早年的这种叛逆的运气,纵然达不成息争,也会对其有所反思(除非是那些天真地把乡土履历田园牧歌化的人)。

回到沃尔科特。他虽然选择回归,但他并没有以自己身上的“白”而羞耻。事实上,他始终想在加勒比海和西欧文化之间构筑一种人类运气的配合体。他在《奥麦罗斯》中用大量的篇幅品评白人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,可是他绝没有走到另一个极端,也就是坚执本土文化至上。他以自己的黑而自豪,但并没有天真地以为本土文化总是无辜的、无罪的赤子。

所以,沃尔科特在《奥麦罗斯》和其他作品中对西方经典的深度融合,是他的全部的生命力所在。有些本质主义者、民族主义者、纯粹主义者可能会指责沃尔科特被西方文化所污染,而西方的精英则居高临下地接待他加入精英俱乐部。一方指责他不坚定、屁股坐在另一面,另一方指责他对本土的认识不够沉醉。在后殖民主义的现实和语境下,事实证明,沃尔科特是对的。对纯粹的坚执,在这样的时代,并不是一种政治正确意义上的反抗,而是反动。

不是一个顽强的本土主义者

新京报:在1992年的诺奖受奖词中可以看出,沃尔科特很在意加勒比海文学的独立性,并说“它们(海岛生活)没有文字,它们等候着被解读,如果解读正确,便会有独立的文学降生。”而一个最基础的现实是,沃尔科特是用英语(“帝国语言”)写作的。“独立”和“英语”之间是否有矛盾?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?

杨铁军:在一篇访谈中,沃尔科特说加勒比海从文学意义上来讲是一块没有开发的童贞地,是伊甸园。欧洲人已经由了谁人天真的阶段,而加勒比海人可以从亚当、夏娃开始。加勒比海人可以发现自己的鲁滨逊和星期五。和拥挤不堪的欧洲文学景观相比,加勒比海作家可以随便开疆拓土,赛马圈地。可是沃尔科特不是一个顽强的本土主义者。如果有一个现成的锤子可以用,他不会非得自己造一个。而且不管是西方的锤子,还是土著的什么工具,在加勒比海,都是新的。

“独立”和“英语”之间自然是有矛盾的,但这个矛盾在沃尔科特身上获得相识决。沃尔科特对西方经典的熟稔水平凌驾了西方人,对诗歌韵律的相识凌驾了西方人(他诉苦美国学生因为教育缺失,普遍丧失了对韵律(scansion)识断的能力)。另一方面,他对加勒比海文化和人民的爱,凌驾了许多土著,甚至有点盲目。这样的矛盾是那么深刻,从外貌上看,险些无法弥合。可是沃尔科特从自己的生命履历出发,内化了这种矛盾,其中最美的部门、最强有力的工具,就体现在《奥麦罗斯》中。

诗歌中显着的视觉性

新京报:面临这样一部“现代史诗”,不得不提及的一个问题就是翻译的难度。在翻译历程中,遇到的难题都有哪些,你是如何解决的?因沃尔科特对上述欧洲经典的引用,在翻译历程中,相关知识上的储蓄是否会对翻译效果发生影响?此外,翻译前,是否会先掌握加勒比海地域奇特的种族、文化状况?

杨铁军:我在《奥麦罗斯》的译后记中谈到,虽然一般的公认是,这部作品是很难的,但其翻译的难度并不是对原文的明白。难度在于如何在汉语中找到一个配得上这部弘大史诗的语气。说来内疚,我一开始并没有找到。我根据一般的偏见,企图把这部史诗的所谓的汪洋恣肆出现出来,所以按部就班,打一字一句的阵地战。初稿完成以后,效果并欠好,我很失望,甚至有了放弃的想法,因为我认为这样的翻译在汉语中不建立。

厥后我从第一章开始修改,改了不下几十遍,直到最后有一天,但却似乎是突然之间,一切都成型了,不再松松垮垮了。我知道我找到了我需要的语气。于是,我依照这种明白,对全书做了全面的修改,险些是推倒重来,这是第二稿。然后第三稿,在前面的基础上,每一个句子都做了调整,让诗句越发紧实,发生了让我赞叹的气力感。我似乎一下子明白了这部作品,通过自己的文字。

《奥麦罗斯》的翻译差别于我此前所有的翻译,我是在翻译的历程中,很艰难地,甚至是很幸运地找到了一种让我满足的处置惩罚方式。而其他几本书的翻译,在开始之前,我已经有所认识,知道该怎么处置惩罚。翻译历程中即或有些许微调,基本都是根据一开始就有的原则来举行的。《奥麦罗斯》的翻译完全差别,它自己就是一个探险历程。

新京报:如你在译后记中所说,沃尔科特除了诗歌,还创作了近30部戏剧。其戏剧作品有何主要特点?对其诗歌发生了怎样的影响?

杨铁军:对沃尔科特的戏剧我并没有太多相识,可是从《奥麦罗斯》中可以看出沃尔科特对现场感的明白,对镜头语言的娴熟处置惩罚。许多场景,从前景到近景,从场景的原则,特写的角度,你能看出这小我私家对舞台、对影戏的视觉语言是很熟悉的。我有个小小的“偏见”,就是许多画家身世的诗人,往往太迷信视觉,而忽视语言的其他的维度,写出的诗成就不高。沃尔科特是画家身世,他打破了我这个偏见。《奥麦罗斯》的视觉性,甚至对一个视觉艺术的外行来说也是很显着的,可是这丝毫无损于他的抒情性,他的语调。沃尔科特不光是差别文化的融合者,也是融会领悟差别艺术形式的大师。

采写/新京报记者 张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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