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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改变中国制度中的“低级红”现象?

2020-06-27 01:49:07 来源: 点击: 文字:(,,)

在这次疫情内里,中国或许比美国做得好得多,但也同样袒露出了我们的一些问题,同样值得重视。

所以今天范老师把眼光聚焦中国,着重分析这次疫情袒露出我们自身制度的一些问题。

尤其是一些“低级红”现象,以前就在我们的体制里广泛存在,在这次疫情更是被充实袒露出来。

做好我们的下层建设,如何让官员干部真正能全身心为国家人民服务,我们还任重道远。

范勇鹏:

我们的制度确实也有一些不足。特别是在疫情这种突发情况的打击之下,也袒露出了许多问题。

第一个方面呢,就是怎么处置惩罚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,包罗集权和放权的关系。

在应对疫情的这个大战里边,我们是有主心骨的。可是在详细的战斗里边,有时候确实需要发挥种种地方的下层的这种能动性。

顾炎武曾经讲过一句话,他说中国历史上,封建时期叫其专在下,就是权力过于沉在下面,郡县时代叫其专在上,权利过于集中。

革新开放以来“一抓就死,一放就乱”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?其实就是怎么处置惩罚集权和分权,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平衡这样一个问题。

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制度,自上而下的这种组织状态,它容易在详细的政治生活内里,让下层的官员、干部受到政绩观的影响。

好比许多事情在上面没有做出反映的时候,下层就缺乏主动性,然后等到上面一旦做出反映,下层呢,就急于告竣指标,甚至有时候会层层加码。

最近中央刚刚出台了一个文件,这个讲的很是好,说“绝不做自以为向导满足却让群众失望的蠢事。”

因为这种做法实质上就是忘了初心,有一些地方,有一些干部,他会因为丧失了初心,然后发生一种好比像“低级红”这样的现象。

其实这个在历史上也很常见。

好比像魏延康元年,因为天子崇尚节俭,所以其时有士医生居心穿脏衣服上朝,然后上朝的时候自己带便当,自己带饭,而且吃得很简陋。

为什么呢?就为了体现出我很节俭,这就是典型的矫枉过正。

其时有一个官员叫和洽,他就说,对这种现象应该要“贵处中庸”,“古之大教,务在通人情而已。凡激诡之行,则容隐伪矣”。

就是但凡当你做事的时候,做得过于极端,过于激进,然后甚至激进到“诡”的水平;

就是我们中央品评的叫“低级红”这种现象,“则容伪矣”,它背后就已经不是真正的初心了,它就是一种“伪”了。

王夫之有一句话,我以为很是值得去借鉴的,他这句话叫 “无求成求可之躁愿”,什么意思呢?

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这个“但求无愧我心”。

只要保持我的初心,我去努力地把事情往好的偏向推,而不要急于去追求谁人效果,或者说追求谁人政绩。

那么我以为这是一种很是高的境界,是需要我们不管是干部、官员,还是我们各行各业的,从事种种事情的人,都应该有的这样一种修养。

第三点,就是我们政治生活内里经常要去克服的权要主义、文牍主义这方面工具。

中国历史上一贯权要主义比力严重。在这个方面,我倒以为恰恰不是对中国的一个品评,而是我们的一个优势。

为什么?因为有了权要制度才会有权要主义,中国恰恰是在人类历史上,是权要制度生长最早、最成熟的一个文明。

西方因为恒久处于封建时代、封建制度,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都是私权制度,所以不存在权要,也就不存在权要主义。

权要主义,恰恰是我们制度在历史上的领先,带来的一个副作用。

它有时候体现为形式主义、文牍主义。

包罗这次疫情内里,大家在媒体都看到了,有的地方会填表抗疫,医生在拼命地在反抗病毒,可是还要天天去填种种报表。

包罗我们,不管是党的学习,包罗一些教育运动,有时候确实会被下层转化成文牍,层层转达,行动就变形了。

有时候中央的精神,它在形式主义的这种转达的历程内里,就被解构掉了,甚至会泛起,好比说用文件来转达文件,用文件来落实精神这种等等。

包罗另有前些年泛起的种种留痕,种种检查考核这种现象。

我以为都不光是需要我们的官员干部,也是需要我们全社会来努力克服的这样一些毛病。

在历史上,好比像晋武帝,他就曾经让河南尹杜元凯制定考核官员的措施。

这个杜就说了一段话,很是有意思,他说:“疑诸心而信线人,疑线人而信简书,简书愈繁,官方愈伪,法律滋章,巧饰弥多。”

什么意思呢?就是说当你上下级之间没有了基本的信任,然后你就会不再相信,就会发生靠检查、靠考核来获取信息。

那么这种检查、考核过多了,文牍过多,最后反而会导致虚伪、巧饰的工具泛起。

隋朝有一个谚语叫什么?叫“老吏抱案死,事烦政弊”。

就是说如果上下级缺乏了这种信任,或者缺乏这种责任继承精神,他很偷懒的一个措施,就是把所有的工具都酿成法式、文牍。

这样呢,检查就取代了执行,大家都去搞形式主义,谁还敢有真的作用、有继承,谁还敢真正去为人民服务?

第四点,我以为很重要的,这次疫情内里袒露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下层治理。

疫情初期,我们武汉、湖北地域的下层组织,险些被压跨了。这个完全可以明白,因为其时那种重压之下,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够蒙受的。

可是幸亏我们的下层干部、群众,包罗我们的志愿者,社区越战越强,最后硬是挺过来了。

可是内里确实也袒露出一些问题我们要重视。

好比说随着我们都会化、和社会的高速的变化,我们原来的居委会、村委会包罗在社区内里的这种下层党组织;

另有已往的这种单元大院,以及户口制度,所有这些下层的制度,在这种流动的社会内里,它会变得越来越松散和模糊。

然后人的身份归依和他的居住所在发生分散。

这个社会流动性越强,你这种下层单元的这种解构,受到的解构威胁就越大。

所以实际上,这次疫情就很是实时地袒露出我们下层组织已经存在,面临好比涣散或者失能这样的威胁。

而且在我们的国家制度和下层的社会之间,存在组织的脱节问题。

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,我以为一方面要通过增强我们,好比像下层党组织,社会团体这方面的事情;

一方面我以为一个很重要的着眼点是反思我们选拔人才、造就干部的方式。

好比今天我们公务员体系,干部的招考体系,过于重视尺度化的招考,我以为很大水平上缺乏下层的历练。

实际上我们在政府内里我们也看到,确实包罗我们学术界都许多这样的现象,就是学生官,从大学直接进到政府、进到机关内里事情。

那么确实,固然我们有一些制度,让一些干部去下层去磨炼,可是究竟还是不够。

韩非子曾经讲过一句话,说,“宰相必起于州部,猛将必发于卒伍。”

我们今天向导人也经常引用这句话,就是强调干部要在一线事情中发展。

所以这方面我以为我们历史上有一些制度智慧,也是很名贵的。

好比说《尚书》,内里就讲,我们上古的制度是什么?叫“三载考绩,三考黜陟幽明”。

就是每三年对这个地方的官员举行一次考核。那么三次考核之后,就是九年决议这个好的官员提升,欠好的官员贬斥掉。

厥后好比像后汉光武年间,其时也有人提出来,其时说叫“郡国守相,视事未满岁,不得察举孝廉。”

原因是什么呢?因为“以其未久不周知也。”

就是你在下层的磨炼还没有到达一定的时间,没有足够的履历,你还没有能力去卖力全面的这种事情。

《周礼》有一句话叫什么?叫“始于学校,论之州里,告诸六事,尔后贡之王庭”,

就是说,从学校里出来,造就的这些人才很是名贵,可是要把他放在那里呢?

要把他放在“州里”,用今天的话讲,就是放在我们的社区、下层、街道这个层面上要去磨炼。

什么叫“告诸六事”呢?

就是你要去和这个社会最底层的那些住民,和那些流动的人口,和种种各样的事情去打交道。

然后去磨炼自己全面的政治能力,然厥后为国家服务。

所以我以为,我们这方面有许多的制度保障,做得很是好,但我以为还需要增强。

好比增强我们的下层建设,在干部、官员的任用中,给下层的干部也留出更多的上升空间。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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